薛老不是别人，是我的母亲。

　　举贤不避亲，举亲不避嫌。之所以把母亲作为采访对象，一来是因为之前联系的几位老会战，都处在“闭关驱阳”或是刚刚“阳康”状态，不便面对面交流;二来母亲也是货真价实的老会战，早在1962年，当时还是军医的她，跟随部队野战医院从福建支援北大荒建设，继而又脱下了心爱的军装，辗转来到刚刚开发还处于保密状态的大庆油田，成了会战机关卫生所的一名医生。

　　母亲虽已年过八旬，但对那段会战时期不惧艰难困苦的经历记忆犹新。出于支持我的工作，乐于谈起当年从未对我们这些后辈谈过的经年往事，我洗耳恭听，记录如下。

　　一专多能

　　母亲是福建军区92医院的一名军医。1959年冬季的一天，突然接到集结的命令。当时大家都以为是赶往金门炮战的前线，不想却坐了一周的闷罐车，来到了几千里之外、冰天雪地的佳木斯汤原县，支援王震将军领导的北大荒建设。

　　巧的是，我同是军人出身的姥爷，也转业来到了刚刚展开石油会战的大庆油田。两地说近也不近，想见一面的机会都少，姥爷总想把母亲调到一个离自己近些的地方。当时，大庆油田缺医少药，急需医务人员。姥爷就催促母亲打个转业报告，来大庆工作，相互也能有个依靠。可母亲不愿意脱下那身军装，一拖再拖，直到1962年3月，终于转业来到了大庆油田，在当时的会战机关卫生所当上了一名医生。

　　母亲说：“我刚来的时候，正赶上会战职工家属来庆的高峰期。在大批家属中，还有一些挺着大肚子的孕妇，更有一些孕妇即将临盆。可是，当时卫生所的医疗条件简陋，来自四面八方的医护人员加起来才十一二人，而且也没有像样的医疗器材，接生大多就在孕妇家中。但这些都不是大问题，最头疼的是医护人员中，没有一名妇产科方面的专业科班医生，好多医护人员对于给孕妇接生，还只限于教科书上的文字内容。

　　“那面对这么多的产妇，怎么办?当时就这么些个人马刀枪，也不能让孕妇们等着医生进修完再生啊……一切只能顶着风险边学边干，在实践中学习接生。医护人员不分身份，采取谁值班谁上门接生的办法来解决这一棘手难题。那时候的妇女大多身体强壮，自然分娩的多，顺产情况相对也多，但也有例外。

　　“有一天，轮到我值班，遇到一名难产的孕妇。我赶到她家时，婴儿的一只小脚已经伸出，如果不及时接生，孩子将有生命危险。我当军医时，战场上的情况千差万别，要求哪个科都得实习到，哪个科的知识都得会两手。当时，在产科实习时，也曾实操过难产的处置方法，只是实践经验不是很多。

　　“为了让孩子平安成功地娩出，我在脑海中一遍遍地回想课本中的处置方法，教科书式地按步骤进行。孕妇的家人原来特别焦急，看到我非常镇静沉着地助产，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。当婴儿的头部从母体脱离、发出第一声啼哭的那一刻，满屋子的人都高兴地鼓起掌来。可是，她们谁也不知道，我白大褂里面的小棉袄都被汗水打透了。”

　　母亲说：“我那几年接生的孩子有20来个，年龄最大的孩子现在已经退休了。到现在，偶尔在路上遇见个老太太，还会说起，当年就是我为她的孩子接的生。那时候，接生只是其中的一项，在人手少的情况下，做皮试、打肌肉针、扎点滴、处理外伤、普查传染病、开方治疗……活生生把我们‘逼’成了一个个‘全科医生’。”

　　天寒心热

　　母亲是福建人，没来东北前，就有人说，那地方冷得尿出的尿立马就会冻成冰;耳朵要是不小心露在外面，一扒拉都能掉到地上。哈哈，说得有点儿夸张，但是，石油会战时期，冬天零下四五十度是极平常不过的事儿了，这样的低温，母亲还是难以适应的。

　　当时在汤原县做军医时，大多是在科室里坐诊，医疗小分队下基层送医送药也并非常态，而到了大庆，正好相反。自从会战工委提出“三个面向，五到现场”之后，医务人员按区块交叉下地段医疗，成了那个时期的特色之一，这也让她真正体会到了严寒的无情。

　　母亲笑着说：“臭美是有代价的。当年的大庆空旷得很，下的雪齐腰深。一刮起大烟炮，冷风专往衣服里钻，就是穿上厚工服、戴上狗皮帽子，仍冻得浑身发抖。我那时候年轻，觉得发的大头鞋不好看，仍旧穿着部队发的半棉皮鞋。美是美了，还真是美丽冻人了，第一次早上8点从二号院走到五排公路原来叫先锋村的地方，踩着没膝深的积雪，一家一户进行走访，巡查家庭病床，登记腮腺炎、猩红热、麻疹等传染病，为了提醒大家不被传染，不去串门，也为了给下一个交叉医疗的医生一个提示，还要在查出传染病的人家门口挂上一个红布条。事儿都办完，到中午回卫生所的路上，脚走起路来已经木得不属于自己了。

　　“到了卫生所，鞋、脚、袜子被灌进的雪冻在了一起。当时也不太懂，就跑到火墙边去烤。幸好被一个在东北土生土长的同事拉了回来，她告诉我，这样一烤，真烤化了，脚上的肉都会跟着掉下来。她跑到雪地里，捧回雪来，给我用力搓了半个多小时，脚才有了知觉，然后，脱下袜子，继续搓，这才发现脚已经冻伤，好在及时搓热了，要不都有截肢的风险。这下子，我再不嫌大头鞋丑了，第二天就乖乖穿着它和工服大全套，才敢出门下地段了。

　　“那个时候，大庆的路，没有修得像今天这样四通八达。白天还好，找个参照物上哪儿还不成问题。到了晚上，四周黑压压的一片，没有路灯，不熟悉的路，还真就容易走错方向。可是，有些如心脑病等急症还恰恰在晚上发病。患者的家属来请医生，医生背着药箱就得跟着去。遇到请医生的家属是男的，也不知道个怕，手里拿个不亮的小手电筒，跟在家属后面，人家心急路熟走得快，我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，有时候路滑，一路上不知要摔多少个跟头。唉，那个年代，参加会战的各行各业都苦得很，但看到一个个病人在自己的手中起死回生，心里就有一种职业的幸福感。”

　　学无止境

　　母亲是个好学的人，她不满足自己的医学知识，在国家倡导培养中西结合医疗人员之时，抽出自己的休息时间，前往安达参加中医学习班。那时候，大庆到安达的火车不多，客运汽车还没有开通。每次去安达，她都要提前赶到火车站，乘坐唯一的一趟闷罐火车。

　　母亲当年长得漂亮，很注意自身的形象，在战区人称“薛大美人”。可是，为了学习，坐煤灰四散的闷罐火车往返于安达，脸上、衣裤上总会沾上煤灰污迹，用我姥姥的话说，魂儿画的像个小鬼。但她没有在意，为了学习中医，把刚满周岁的孩子交给我姥姥，硬是以自己的韧性与坚持，从一点不会学起，到两年后能自如地中西医切换，成为卫生所首批中西医结合大夫，她付出的努力可不是一星半点。

　　母亲说：“学习中医，学会中西医结合治疗，面宽了，才能让我更好地为患者服务。”

　　母亲是我家周围邻里随叫随到的保健医，特别是她学了中医以后，邻居们找她的情况就更多了。她把邻居们当家人，邻居们对她也不分你我。在我有记忆时，大半夜常有人来敲我家的玻璃，叫醒母亲，去给突发疾病的邻居看病，她也是不分寒暑，不分早晚，有求必应。

　　当年，母亲为许多邻居都扎过针灸。有一次，邻居家的哥哥，夏天为了凉快，开窗睡在窗下，起床后发现口眼歪斜。母亲给他扎了3天针灸，把他的五官复了位。

　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人到中年的母亲仍“医”耕不辍，追随有着大庆医疗泰斗之称的胡英华老院长，参加了世界著名的糖尿病大庆研究活动，对大庆上千人进行糖尿病筛查、分组试验和高危人群跟踪随访等工作。我采访的许多老会战，都是当年她的随访对象，对她当年认真的工作态度赞赏有加。

　　如今，已经年过八旬的母亲仍认真地学习、接受新的医疗知识。她一直有个记笔记的好习惯，退休20多年，从前沿医疗杂志、北京电视台《养生堂》中记录下来的医疗知识，有三四本之多。有时候，我也对她说，你都退休多少年了，也没人找你看病，记那些东西有啥用?她总是笑着说：“学到的都是自己的，没准谁需要的时候，我这些东西就有用了。”

　　红色传承：母亲说……

　　讲述人：徐伏虎

　　在幼年的记忆中，我常常在午夜时，被母亲身上寒冬的味道吹醒，我知道，她又被邻居们叫去看病了。我那时想不明白，这些邻居们为啥有病了不去医院，非要来找母亲。母亲说，这是大家伙儿对她的一份信任，咱不能辜负。积累了这么多年的经验，为啥不在有生之年多发挥点儿余热呢!

　　长大了，我也担心，母亲这样做，一旦耽误了患者的病情，会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母亲说，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，哪有袖手旁观的道理。大的病，我会建议他们去医院;小的病，咱能帮上忙，何乐而不为呢!

　　虽然母亲只是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，但她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，让她的人生熠熠生辉。

　　文/摄 大庆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伏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