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总理与《初升的太阳》演职人员合影

戏剧家孙维世(左)在大庆油田体验生活期间采访王进喜

　　核心提示：大庆第一部进京演出的大型话剧《初升的太阳》，完成于1965年。1966年初，该剧首次在北京演出即引起轰动，演职人员受到周恩来、叶剑英等中央领导接见。《人民日报》曾在一篇述评中写道：“几乎每一场演出，都有许多观众流下热泪，对演出报以长时间、热烈的掌声……”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研究专家、石油文学作家宫柯说，少为人知的是，作为第一部反映大庆精神的戏剧，《初升的太阳》的诞生过程颇具戏剧性。

　　《纸年轮》作者张冠生曾写过这样一段话：一个美国学者说，想把一段历史看清楚，说出道理，需要放到更长的历史背景上，他确定的时间段落是五百年。一个中国教授主张，中国人把自己的文化传统来个全盘清理，为全人类好好贡献思想资源。他说的时空场是五千年。

宫柯

　　宫柯对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求索、深究，即是如此。

　　因其广博厚积，更因其几十年的求真求实。

　　从最早出版的中篇报告文学《奠基石》、报告文学集《东方奇迹》、人物传记《本色——大庆石油会战功臣包世忠》《油气田地质专家杨继良》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德民传》到长篇纪实《大脚印——大庆油田勘探开发揭秘》《共产党人王进喜——看铁人是如何炼成的》……每一部作品，都是这座城的精神传记、精神体系与心灵图谱。

　　为创作石油题材大戏

　　她把家从北京搬到了“文化大院”

　　1964年2月5日，中共中央一份红头文件下发到全国各地，传递了毛泽东主席号召“工业学大庆”的指示。

　　一时间，保密了4年的大庆油田揭开了神秘的面纱。

　　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了一个精英荟萃的艺术家团队，奔赴大庆油田体验生活，集中住在被称为“2号院”的大庆油田指挥机关一侧(文化大院)。

　　这一天，热闹起来的“文化大院”住进了一对夫妻，他们是新中国戏剧界塔尖上的名人，男士叫金山，女士叫孙维世。

　　当时许多人只知道这对伉俪是戏剧家，却不知道孙维世还有另外一重特殊身份，她的父亲是革命烈士孙炳文，孙炳文牺牲后，幼小的孙维世被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妇收养，认作干女儿。

　　1939年孙维世被派往前苏联学习，考入了莫斯科戏剧学院，毕业后又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继续深造。1946年回国从事文艺工作，1950年陪同毛泽东主席访问前苏联，担任翻译。

　　孙维世带着周恩来总理的殷殷嘱托来到大庆油田体验生活。

　　为创作一部石油题材的大戏，放弃了在北京的优厚待遇，把家搬进了文化大院，做了长期打算。

　　1964年3月19日，孙维世在日记中袒露了初到大庆时的心情：“到萨尔图已快20天了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也过得很充实。这些最可爱的人，平凡的英雄，我要好好向他们学习，来写他们，演他们，歌颂他们。为了这个，我应好好扎下根子，到一个具体的单位。”

　　孙维世和金山打算以铁人为原型塑造一个舞台上的大英雄，她把铁人请到了住所，通过聊天的方式进行采访，并提出拜铁人为师。

　　铁人满心欢喜，开着那辆老旧的威利斯吉普车，经常拉着孙维世到油田生产一线去体验石油工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。

　　铁人良苦用心

　　戏剧家创作改弦更张

　　那个如火如荼开发大油田的年代，任何一位初次走进大庆的“外人”，都会被眼前的场面震撼，就像有一团火，在孙维世的胸膛里燃烧起了强烈的创作烈焰。

　　她想要把最能代表石油工人形象的铁人作为剧本的主角，写出一部改天换地、气贯长虹的多幕话剧，搬上舞台。

　　没想到，铁人却提出了不同意见。他对孙维世说：“你这个大导演可得好好看看咱这里的大油田，男人打井钻地球，女人种地绣地球，多壮观啊!”

　　有一天，铁人一反常态，没有带孙维世去钻井队，而是带她来到尚待开发的油田深处，对孙维世说：“这大油田啊，好看的东西可多了，今天领你看看我们的农业生产，给你换换脑筋!”

　　铁人开车直奔一处职工家属创建的农副业生产基地而去。到了目的地，孙维世很受教育，大庆油田的职工配偶多来自农村，开荒种地、养猪牧羊是与生俱来的本能。她们在石油会战工委的号召下组织起来成立了家属管理站，掀起了“决不待在家里吃闲饭，要为石油会战做贡献”的集体创业热潮。

　　她们在荒草遍野的大平原上开垦出万亩良田，建起干打垒工农村，构成了生活服务配套齐全的生活基地。这是大庆石油会战的一项发明创造，周恩来总理把这种新颖的矿区模式归结为“工农结合、城乡结合、有利生产、方便生活”16个字，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大庆油田与众不同的矿区风貌。

　　孙维世被眼前想象不出来的场景深深打动了。

　　铁人趁热打铁，做孙维世的思想工作。他建议写写那些拖儿带女的娘子军，没有家属们做石油会战的坚强后盾，饿肚子的职工就得跑光，家属们虽然没文化，贡献却很大，要是能写出一部反映大庆职工家属闹革命的戏，那可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。

　　铁人的良苦用心，真就让铁了心要写“铁人”的孙维世改弦更张了。

　　她和丈夫金山一商量，放弃了原来的创作计划，用半年时间几乎走遍了家属基地，与“五把铁锹闹革命”的带头人薛桂芳一起下田劳动;向家属标兵李长荣学夯筑“干打垒”;跟随“假小子”卢菊在草原放牧……

　　与此同时，1964年底庆祝元旦，总机厂排演的独幕话剧《康庄大道》更是让坐在台下观看的孙维世、金山夫妇坚定了创作的决心。

《初升的太阳》剧照

　　太阳东升初稿诞生

　　按铁人意见再改剧本

　　回到文化大院，孙维世连续几天几夜废寝忘食，终于在一个旭日东升的早晨完成了初稿。

　　望见射进窗内的阳光她突发灵感，《初升的太阳》这个富有诗意的剧名跃然浮现。

　　解铃还得系铃人，孙维世首先请铁人来看剧本。

　　铁人乐颠颠地来到文化大院，一边看剧本，一边听孙维世讲剧情，渐渐皱起了眉头，他觉得思路不错，但还有许多地方不太符合实际，直来直去地谈了一些建议和看法。

　　孙维世求之不得，没有丝毫不高兴，笑眯眯接受了铁人提出的意见，对剧本又做了一番精细打磨。

　　定稿后，孙维世又根据铁人的提议，从大庆职工家属中挑选演员，让他们自己演自己。

　　这项前所未有的尝试，在戏剧舞台上又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。孙维世亲自担任导演，金山当首席评委，铁人则是彩排的观众代表。

　　话剧《初升的太阳》在大庆首场试演就引起了轰动。1965年，国家文化部决定调这部戏进京演出，周恩来、邓颖超、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礼堂观看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到1966年11月，话剧《初升的太阳》在全国各地演出了200多场，观众多达25万人次，可谓是一炮走红。

　　但此时“文革”席卷而来，孙维世被勒令回京。临别前想与铁人见一面都没能实现，她将带在身边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，托人转赠给铁人。

　　1967年3月，铁人来到北京，打听孙维世的消息，才知道她返回北京就被隔离审查了。铁人不顾安危找到孙维世的住址，前去探望。

　　看到孙维世被折磨得不成样子，铁人泪流满面……这是铁人和孙维世最后一次见面。

　　一年后，孙维世去世，年仅47岁。

　　两年后，铁人因病去世，享年也是47岁。铁人和孙维世的骨灰都被安放于北京八宝山的革命公墓。

　　宫柯说，在铁人诞辰百年时讲述这段往事，是要告诉大家，铁人不但为我们国家的石油工业建设做出卓越贡献，而且对我们石油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奠基性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