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一般家庭的照片都镶在大镜框里。我家也一样，在堂屋正中墙上，有两个镜框，大小和水银镜子一般，里面镶满了家里人的照片。下面用木板条作为底座，镜框立在底座上，上面拧上几枚可以系绳索的金属小圆环，俗名叫“羊眼圈”。一头把麻绳系在“羊眼圈”里，另一头系在钉在墙上的大钉子上。这样，拴牢镜框的同时，还使镜框能向外稍稍倾斜，便于看照片。来客人的时候，都喜欢站在镜框前，仔细看主人家的照片。这是我家最早的“影集”。

　　我家照片是三姐装饰的，非常漂亮，整体呈“孔雀开屏”的上宽下窄形状。里面用的是当年比较拿得出手的亮光纸，闪闪发光，把照片粘在上面，互相映衬。

　　我的第一张照片，大约是我3岁时照的，一身碎花布棉衣棉裤，因为是开裆裤，双腿间的小雀雀赫然露在外面。我的手伸在嘴里，其实嘴里什么都没有。只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习惯性地把手指放在嘴里吸吮而已。

　　10岁那年，我上小学4年级。三姐领我去县城，要出嫁的她去买衣服。转悠几圈衡量再三买了件便宜衣服后，姐姐领我去了国营照相馆。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照相，既紧张又新奇。照相师傅给我一把木梳和一个小圆镜，我对着镜子梳了梳头后，把木梳和镜子给姐姐，她仔仔细细地梳理了好半天，我们才进入照相室。

　　照相师傅钻进那个幕布里面让我笑一笑，我的嘴角牵动了一下，像笑更像哭。三天后，姐姐拿着取相票取出了照片。拿到照片时，感觉照片上的人不是我，傻傻的，木木的，还歪着嘴。

　　80年代末，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遍了乡村大地的角角落落。

　　那天，村里来了一伙照相的人，说他们是县城国营照相馆的，背着相机和三脚架，还有闪光灯，虽然大白天的没用上闪光灯，但镶在相机上很神气。他们拍的照片不论几寸的，价格只分两种，小的六角钱，大的一块二。大多数人不敢照怕是骗子，选择了观望。我和母亲要了一块二毛钱给了照相师傅，我要和喜子哥照一张合影，因为他马上就要去北京打工了。

　　我们在小院摆了两把椅子，互相用胳膊挎着肩膀，拍下了照片。背景是粗糙的黄泥土墙，墙上钉着木头橛子，上面挂着苞米穗子和辣椒串。几天后，我们收到了照片。照片中的我怯生生的，喜子哥皱着眉头，很严肃的样子。

　　我给喜子哥一张照片，他喜不自胜地收下了，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，以后到北京就找他。那以后，村子里经常有人来照相，都说是国营照相馆的。其实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国营照相馆的，但谁都不说破，管他是哪的，只要能给我们照相就行。有了我和喜子哥照相的经历，人们再不怕他们是骗子了，纷纷争着抢着照相，有钱的给钱，没钱的给粮食。特别是三姐那帮姐妹，都是爱美的，看到照相的来了都围上来，把平时压箱底舍不得穿的衣服都翻出来穿在身上，美滋滋地照上一张两张。

　　那些照片什么背景的都有，有在自家土房，有在田间地头，有村口老榆树……

　　后来，照相可以赊账了，没有钱的先记账，秋后卖粮一起算。他们知道，淳朴的村民不会为这点小事赖账的。

　　那时，家里的镜框已然完成了它的使命，照片被迁移到大本的影集里。黑色的底面，上面覆着一层薄薄的蜡纸，也覆着美好的记忆和悠长的岁月。

　　当年照相是一种庄重的仪式：战友团聚要照，姐妹分别要照，老人过寿要照，小孩百天要照，男女结婚要照……最常见的，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要照“全家福”，少一个都不行。老人坐在前排正中，然后按照辈分、年龄依次排开，照相师傅喊一二三，咔嚓一声，历史定格。但这些相，大多都是在照相馆照，有时照相馆也到现场去照。比如说小初高学生照毕业照，这些师傅就要到现场。光摆场面就要好半天，一会前排挡住后排了、一会高个遮住矮个了，等等。

　　但无论怎么努力，照完了总会留下一些遗憾，有的张嘴，有的闭眼，有的低头。看来，拍集体照，是一种遗憾的艺术，但却是每一位照相人他日的念想。

　　□任青春